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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玉亦石说“宝玉”

作者:扬州玉器网 发表时间:2010-08-02 点击:1293 次

    

  曹雪芹在《红楼梦》一开篇就交代,女娲炼石补天时,在大荒山无稽崖炼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顽石。最后一块无材补天,不得入选,被弃在青埂峰下。那石头就“自怨自愧,日夜悲哀。”这就是《红楼梦》悲剧故事的由来,也是衔玉而诞的贾宝玉的由来。说他是石,他有了灵性的慧根;说他是玉,他又有石的冥顽愚钝。请周思源先生为咱们“亦玉亦石说宝玉。”

    

  周思源: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是《红楼梦》中除了王熙凤之外最重要的三个人物,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情节。正确理解宝玉、黛玉、宝钗这三个艺术形象及其关系,是解读《红楼梦》的基础。这三个人物似乎都不难理解,但是仔细琢磨一下,又都有些扑朔迷离。这正是《红楼梦》经得起反复的品味式精读和反复的解剖式研究的重要原因。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男一号,他身上存在着许多矛盾现象。

    

  大观园成立诗社的时候,薛宝钗给贾宝玉起了两个别号,一个叫“无事忙”,另一个叫“富贵闲人”。既然“无事”,怎么还“忙”呢?可见还是“有事”。可是既然“忙”,怎么又成了“闲人”呢?他到底是“忙”还是“闲”?他都忙些什么事呢?为什么在有些人眼里,甚至同一个人看来,他是“闲人”却“无事忙”呢?李纨建议贾宝玉用他的旧号“绛洞花王”(三十七回)。“绛”是深红色,“花王”是管理花儿的。可是贾宝玉的前身是神瑛侍者,花王怎么又是侍者呢?曹雪芹为什么把贾宝玉住的院子命名为“怡红”院呢?贾宝玉做诗题名用的是“怡红公子”(三十八回)。在“神瑛侍者”、“怡红公子”、“无事忙”、“富贵闲人”、“绛洞花王”这些看来矛盾的别号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是我们在读《红楼梦》时应当特别注意的。这种矛盾现象很多:

    

  贾宝玉是以疼爱少女们闻名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她们操碎了心(三十一回)。但有时候宝玉脾气大得出奇,象个十足的纨绔子弟式的公子哥儿。第八回宝玉早晨让茜雪留着的一碗枫露茶由于被奶奶李嬷嬷吃了,宝玉大怒。曹雪芹写道:“宝玉听了,将手中的茶杯只顺手往地下一掷,害啷一声,打了个粉碎,泼了茜雪一裙子的茶。又跳起来问着茜雪道:‘她是你那一门子的奶奶,你们这么孝敬她?不过是仗着我小时候吃过她几日奶罢了。如今逞的她比祖宗还大了。如今我又吃不着奶了,白白的养着祖宗作什么!撵了出去,大家干净!’说着便要去立刻回贾母,撵她乳母。”无论是说话还是行为都蛮不讲礼,毫无教养,没有良心。由于袭人极力劝谏,李嬷嬷没有被撵,但是茜雪却被撵走了(十九回李嬷嬷要吃给宝玉留着的酥酪,晴雯不让,他嬷嬷提到了“上次为茶撵茜雪的事”)。这茜雪在贾府有年头了,在宝玉的十六个丫头中是个有点身份的,可不是小红这样的普通丫头。贾府的丫头有着严格等级,《红楼梦》三十六回有交代。袭人是宝玉的首席大丫头,因为她原来是伺候贾母的,所以月钱和金钏一样是两银子(五十六回,小姐月钱二两),晴雯、麝月等七个大丫头月钱一吊,就是一千个钱;佳蕙等八个小丫头每人月钱五百。一两银子相当于两吊铜钱。四十六回鸳鸯对平儿说:“这是咱们好,比如袭人,琥珀、素云、紫鹃、彩霞、玉钏儿、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缕,死了的可人和金钏,去了的茜雪,连上你我,这十来个人,从小儿什么话不说……”琥珀是贾母的丫头,月钱一两的,地位仅次于鸳鸯;金钏、玉钏、彩霞都是王夫人的主要丫头;素云、紫鹃、翠缕分别是李纨、黛玉、史湘云的首席大丫头,可见茜雪的地位不在麝月之下。可是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宝玉把她撵出了贾府。虽然当时宝玉有点醉了,第二日总醒明白了,但他并没有把茜雪找回来,可见宝玉醉酒并不能说成是撵走茜雪的原因。从这种贵族人家被主人撵出来,会被家人和别人认为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被人看不起。十九回袭人怕由于李嬷嬷吃了宝玉让留下的酥酪,“又生事故,亦如茜雪之茶等事”。“等事”二字,就可以看出,宝玉大耍公子哥儿脾气的事情不少。三十回因为丫头开门迟了一点,“宝玉一肚子没好气,满心里要把开门的踢几脚,及开了门,并不看真是谁,还只当是那些小丫头们,便抬腿踢在肋上。”踢得袭人吐血,宝玉也很后悔。果真踢的是那些小丫头们,他会如此悔恨吗?

    

  贾宝玉的叛逆性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但是有时候他的表现实在太差,不仅谈不上叛逆,简直有逃避责任之嫌。金钏之死最初是宝玉惹祸引起的,但是在王夫人打了金钏一巴掌后,宝玉逃之夭夭,没有采取任何救助行为,甚至在金钏被撵之后都没有去探视安慰一番。金钏之所以自杀,是因为觉得实在太冤屈,被主人撵出来没法见人。她这个弱女子,只能用生命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贾宝玉能站出来说几句话,承担一点点责任,洗刷一下金钏的冤屈,金钏也许就不会自杀。贾宝玉没有尽力救助晴雯就更不应该了,晴雯是他最信任的丫头,而且人品高洁。其实贾宝玉是有力量救她的,至少可以大大减轻她的痛苦。王夫人和贾政不完全一样,贾宝玉如果对母亲耍赖,或者去求贾府的老祖宗贾母,晴雯即使不能回到怡红院,但是也不至于就这么悲惨地死去。而且司棋拉住贾宝玉哭求救助,他也只是恨得瞪眼而已。

    

  贾宝玉显然是寄托着曹雪芹某些人生理想的艺术形象。曹雪芹既然一再强调当时已经是“末世”,虽然他把贾宝玉塑造成了一个不爱读经,不愿走仕途经济道路的人,但是贾宝玉却没有做一件改变这个“末世”的事。这是否也是贾宝玉身上的一个矛盾现象?

    

  要认识曹雪芹赋予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的丰富内涵,我们就要从小说开头的两个神话入手进行分析。因为在这两个神话中曹雪芹为贾宝玉艺术形象注入了文化基因。

    

  一个是女娲补天神话。

    

  原来的神话是两个人争斗,失败者撞断了天柱,结果女娲炼石补天。曹雪芹在这个传统补天神话基础上做了延伸,转移了重点。说是女娲炼石补天时多炼了一块,弃之不用。由于此石通了人性,于是生出了种种故事来。这样,虚构的部分在小说中就成为老神话的新重点。女娲是神,她锻炼出来的石头肯定块块都是合格产品,由于她计算不精的错误,多炼了一块,非但不让它补天,还弃之于山下。所以这块石头有补天之才,却无补天之命。而这个不公平的命运是女娲也就是“天”造成的。连脂砚斋都为它鸣不平:“当日虽不以此补天,就该去补地之坑陷,使地平坦”(甲戌本夹批)。曹雪芹批评“天”即批评当时的社会环境不让这些真正有才干的人去为社会出力。这是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批判!这块石头“自经锻炼之后,通了灵性”,有了人的要求,“遂自怨自叹”,怨谁呢?不单是怨自己命苦,也包含着对天的埋怨和不满。因此所谓“无材补天”,实际上是无命补天!另一方面,从石头要求一僧一道带他到“红尘”去“受享几年”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明白石头在天堂世界,而他并不满意这个“天堂”,这才要求下凡。

    

  这个补天神话为贾宝玉注入了个文化基因:一个是对“天”也就是对当时社会的不满的反叛,二是对传统价值观的蔑视。这就是贾宝玉为什么不爱读经,反而爱读《西厢记》、《牡丹亭》之类被主流社会认为不入大雅之堂的书籍;产愿走仕途之路,不愿和贾雨村这样的为官作宦者交往,而和社会地位极低而人品高洁的戏子成为好友,对处于半奴隶状态的丫环同情、爱护的根本原因。这在当时那个以严格的等极制度为核心的封建社会末世中具有极大的进步性。三是女性崇拜。一个文化基因是,这块石头虽然经过女娲锻炼,灵性已通,但是毕竟外观和质地“粗蠢”。第一回短短十几行中,“粗蠢”出现两次,“蠢物”和“质蠢”各用了一次。后来石头被和尚化为一块晶莹美玉,成了贾宝玉出生时含在嘴里的那块通灵宝玉。所以它是真石头,“假”宝玉。它既有“晶莹美玉”充满灵性的一面,又有“粗蠢石头”愚蠢粗俗的一面,贾宝玉性格中明显的玉石两重性就是由此而来的。用现代观念来看,在人类进化的阶梯上,从猿到人,经历了兽性、人性两个阶段。我们将一些坏人干坏事叫做“兽性大发”。而人性发展到高级阶段,人性中最美好的那些已经达到神性的高度。中国自古以来流行玉崇拜,在贾宝玉身上就体现为玉性。而石性则是人性中普通的那些,包括普通人所具有的缺点。贾宝玉是“真石头”,所以他也有这些缺点就不足为怪了。贾宝玉对待茜雪、金钏、晴雯、司棋、袭人等那些事,正体现出他假宝玉那一面。曹雪芹正是通过这些石性写出了贾宝玉不是神,他是个普通人,也具有普通人的弱点。这些弱点最突出的是什么呢?是贾宝玉身上同样深深地烙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落后成分,主要是宗法制度对心灵的摧残与束缚。所以贾宝玉对父母的错误不仅不敢有任何公开反抗,连想都不敢想。贾宝玉不是巴金笔下的觉慧。这正是曹雪芹忠于现实的宝贵之处。

    

  第二个神话是曹雪芹虚构的还泪神话。

    

  也有些学者把它叫做(仿)拟神话或者亚神话。这个神话中神瑛侍者和女娲补天所炼的那块石头具有哲学和艺术上的同一性。“瑛”字意思是“似玉之美石”,很美,象玉,不过还是石头。而且神瑛侍者与那块补天之石一样,也不愿在天为神,“凡心偶炽”,下凡成了贾宝玉。所以这两个神话的共同之处是,石头和神瑛侍者都是对天堂生活有所不满,不愿在天堂为神,都带有叛逆性;都是真石头,假宝玉,都体现了贾宝玉艺术形象的玉石两重性。但是还泪神话不是补天神话的翻版或简单补充,它的内涵丰富得多。从对于贾宝玉的文化基因角度来说,主要是明确了他在天堂的身份和工作:他在西方灵河岸旁警幻仙子手下工作,虽然是神,不过级别较低,是个侍者,就是服务员。为谁服务呢?为花花草草浇水。从绛珠小草由变成一个女孩来看,这个神话的核心是:暗示神瑛侍者伺候着众多女性。神瑛侍者虽然成了荣国府贵族公子贾宝玉,但他在包括许多丫头在内的少女们面前,依然扮演着“侍者”。“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往往代表女性,“怡”在这里是使动用法,“怡红”就是使女性快乐。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要表达的是,男性要为女性创造一个能够施展才干的良好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使女性生活得愉快。这种对女性尊重、将女性置于与男性同等地位甚至更高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在当时十八世纪中期的欧洲也处于前沿。

    

  《红楼梦》开头曹雪芹就表示这辈子见过许多异样女子,行止见识都比他强得多,所以要为“闺阁昭传”,为这些德才出众的女性立传,就是“颂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红楼梦》的所有人物,凡是同一辈份者,男的一律不如女的。贾府地位最高的是老祖宗贾母,她年轻时比王熙凤还能干,但是人品显然比她好。贾府第三代“文”字辈最能干的不是一味好道的贾敬,也不是内不会治家外不擅用人的贾政,更不是老色鬼贾赦,而是那个小事不管而特别注意抓大事的王夫人;贾宝玉不仅是第四代“玉”字辈杰出代表,也是贾府所有男性中的佼佼者。但和同辈的姐姐妹妹们一比,他就逊色了,常常自叹不如。有时候,比如元春省亲时做诗,全靠黛玉、宝钗帮着作弊,这才蒙混过关。第五代的贾蓉和秦可卿的远见卓识、才干、声望那就差得没法比了。所以曹雪芹要“颂红”。

    

  但是这些女性都以悲剧命运了结一生,从而表明这个社会必须灭亡,于是曹雪芹在“悼红轩”中写这部《红楼梦》,要让这个社会最后来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就是“悼红”。所以,以贾宝玉为主人公的《红楼梦》的深层意蕴,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颂红、怡红、悼红”这六个字。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贾宝玉的那几个别号了。他住在怡红院,“(那些水)共总流到这里,仍旧合在一处,从那墙下出去。”(十七回-十八回)大观园所有的水(象征少女)都汇众到怡红院附近,怡红院是少女们的活动中心。所以贾宝玉就成了“绛洞花王”,“无事忙”,他成天忙的都是为姐姐妹妹们服务的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为她们操碎了心。但是,从封建道德规范来看,在封建意识严重者眼里,贾宝玉忙的这些事都不是正事,所以才说他是“富贵闲人”。整天闲着,却不去读四书五经,不去为自己的举业、前程奔走操心。

    

  贾宝玉叛逆却没有斗争,他不是斗士,更不是英雄。无论是石头或神瑛侍者,他们下凡都不是来改造这个世界,而是羡慕红尘繁华,来享受(“受享”)人生。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来补天的,因为曹雪芹生活的雍正、乾隆时期,尽管当时被称为盛世,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认为是盛世,但是曹雪芹已经深刻地看出它的本质,一再强调当时已经处于“末世”。那个“天”已经没法再补了。也就是说,那个社会必须彻底改变。在小说中曹雪芹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人有两个基本要求,一个是对社会作出贡献,这就是“补天”;还有一个就是要享受一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就是“受享”。石头既然无命补天,而它又通了灵性,具有了人的基本要求,那么它就应该有权受享,享受人性需要的物质生活、精神自由,满足情感需求,这具有充足的合理性。这和西方十八世纪流行起来的“天赋人权”观念是一致的。所以贾宝玉特别不愿受家庭、礼教的束缚,千方百计想要挣脱它。因此,贾宝玉不是一个“补天”型人物,而是一个“受享”型形象。我们可以仔细看看贾宝玉在小说前八十回中的所有行为,他有过补天的打算吗?做过一件补天之事吗?都没有。所以贾宝玉无论上学还是完成父亲给自己留的作业,他都凑合了事,应付差使。他也不愿意和那些忙于补天的人如贾雨村等交往。谁如果要劝他做些有助于补天的事,他就会生气,薛宝钗、史湘云都为此碰过钉子。而他和黛玉之所以情投意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黛玉从来不对他说有关补天之类的“混帐话”。高鄂所补后四十回与曹雪芹前八十回的一个重要区别和差距,就是贾宝玉尽管最终出家,但是他毕竟应试“补天”去了。

    

  因此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红楼梦》所写的内容,那么它写的不是“补天”,而是“受享”。那么这样说会不会贬低《红楼梦》的思想价值呢?不会。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把“享受”(《红楼楼》里叫“受享”)仅仅看作是物质享受,是所谓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如果以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

    

  享受=物质享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实际上享受不仅仅是物质,还有精神的。不同社会和不同人格修养者有大不一样的享受观。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表达的“受享”是对自由、平等这样一些精神世界很高层次的蒙胧追求。明代中后期一些中国文人开始猛烈抨击程朱理学,要求挣脱束缚人性的封建礼教,著名思想家李挚明确提出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们重视实现人的自身价值。曹雪芹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对社会作出贡献和接受回报,受享人的基本权利,是人性的两个基本要求,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当“石头”不但被剥夺了补天权利并被抛弃时,他的受享要求就更加值得同情与肯定。受享可以出于不同目的,通过不同途径获得,受享者在自己的付出上有大不一样的表现。总之受享有不同类型,同一类型还有不同高下的层次之别。贾宝玉对精神自由、真诚感情、对少女人格的尊重以及对比较平等的人际关系的执着追求,是他“受享”的基本内容。贾宝玉对传统观念中走仕途经济的所谓“正事”不感兴趣,在为姐妹们的“忙”中受享到了精神上的无比快乐。在宋明理学越来越走向扼杀人性的清代,当理学日益腐败而成为礼教,这种张扬个性,要求实现自我价值和完善人性的观念,是超前意识,至今发人深省。相反,这是从更深层次上彻底否定了当时那个号称“盛世”实际上已经是“末世”的社会,因此“受享”的进步意义丝毫也不亚于“补天”。无论是贾宝玉形象还是小说的思想价值,都比写一个“补天”的故事要深刻得多。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并不缺乏“补天”型人物,但是却没有一个贾宝玉式的“受享”类艺术形象。《红楼梦》的现代性和它的无穷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此。

    

  将贾宝玉塑造成为一个受享者,并不意味着曹雪芹完全否定补天的必要性。这里我们要回到补天神话的“石头”,因为石头被女娲炼出来就是为了补天之用的,它当然愿意在补天的伟业中发挥自己的才干。但是这个社会已是“末世”,它不允许众多有才干的青年男女补天并将他们推入深渊。这个社会毁灭了这么多有才干的青年男女,那么这个社会自身就应该毁灭,所以曹雪芹最后要让它“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由于曹雪芹不知道未来之世什么样,所以他才感到悲哀,并将这种情绪镌刻在贾宝玉的骨子里,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论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是文艺批判包括《红楼梦》研究的经典性标准之一。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受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先入为主,就难以解释既定理论外的艺术现象,几乎一致公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贾宝玉自然而然地就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从二百多年前的脂砚斋到当今读者,无不感到贾宝玉身上许多十分奇特之处,无论是人物本身还是曹雪芹塑造他的方法,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传统理论都很难解释得圆到,往往十分勉强,有削足适履之感。那是因为我们先验地有了一个框框:最伟大的作品必定是而且只能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决不可能是别的。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去套,自然会有套不进去或不大恰当之处,于是要么回避,要么认为曹雪芹没有做到严格的现实主义,甚至是“败笔”。如果我们不存先入之见,而是完全从作品的实际出发,那么就不难发现,曹雪芹在出色地使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还大量地成功使用了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我们面前分析的那两个神话只不过是闻突出的代表之一。在长篇小说中运用典型化手法与非典型手法相结合,塑造出了以贾宝玉为代表的一系列令人难以忘怀的艺术形象,是生活在十八世纪的曹雪芹对世界文学的伟大贡献,他第一个解决了象征主义不能创作长篇小说的世界性难题。

    

  曹雪芹不仅在人物定位上以“受享”为基本态度突出了贾宝玉的非典型色彩,而且从他的长相、言语内容和行为方式等多方面将这一非典型特征具像化。中国男子汉的标准是伟丈夫,志向高远,充满阳刚之气。而贾宝玉不然,他从长相、脾气到言行都有明显的女性化倾向,但虽有脂粉气却绝无娘娘腔,而是一个特别突出的“痴情”男子。从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一连说了他四次“奇”开始,前八十回中曹雪芹通过各色人等之口,对贾宝玉基本个性的评价就是“奇”,而在不同地位与文化层次的人们眼里则视为“疯、呆、傻、痴”,总之,千方百计地突出他和任何人的特异。王夫人说他是“孽根祸胎”、“混世魔王”、“疯疯傻傻”;袭人说他“性情乖僻”(二回),有时在背后索性叫他“呆子”、“傻子”(五十七回);兴儿则说他“成天家疯疯癫癫的,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外清而内浊(六十六回)。而且贾宝玉自幼说话就令人感到“奇怪”(冷子兴语),七八岁的孩子居然会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类似此类的“疯话”不少,以至于外人皆知。他从小爱吃胭脂,为姐妹们调脂弄粉,为丫环们顶杠,对姐妹们体贴入微等等。这些大家都极其熟悉的,毋庸赘言。总之,从传统意义上来看,贾宝玉几乎事事出格,用常规观念就觉得不可理解,而这正是曹雪芹要达到的目的。脂砚斋也多次说他“奇”。这“奇”正是曹雪芹有意识地提醒读者,贾宝玉几乎是一个突出的“另类”,是作者故意用非常规方法将他放在非典型环境中塑造出来的非典型性格。所以脂砚斋等提醒读者不能以常规角度来看他方是会看,畸笏叟甚至干脆提醒读者“勿作正面看为幸”。(庚辰本十二回眉批)

    

  贾宝玉是一个叛逆性或者说颠覆性形象,被他颠覆的不仅有走仕途经济道路之类,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严格等极关系,对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判断,甚至还有对至少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男性中心社会的怀疑否定。但是贾宝玉的这种颠覆无论是主观还客观上都不可能彻底。就拿他最受称道的对姐姐妹妹们的态度来看,他时不时地还会发点主子脾气,包括对待他最喜欢的晴雯,差一点要让晴雯走人,是袭人求他,晴雯哭了,才了事。这才是真石头,假宝玉,才是活生生的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补天之石、神瑛侍者、贾宝玉有三位一体的一面,也有区别。补天之石是天堂世界通了人性的石头,神瑛侍者是天堂世界人格化了的神,而贾宝玉是人间具有某些神性的人。

    

  傅光明:不知道别的男人如何,至少我有过这样的想法,羡慕宝玉,“顽劣异常,不喜读书,最喜在内帷厮混。”而且,可以吃妹妹的胭脂,又能和袭人云雨,永远被女性所娇宠,所环绕,多幸福啊。他对男人没有好感,贾政、贾雨村、贾珍、贾琏是他不待见的,可他还愿与秦钟、蒋玉函交往,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女性化了。而反过来,女儿一旦男性化了,他便讨厌之极,产生恶感。他说,“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他曾批评宝钗湘云:“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子,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蠹之流!”可见,在贾宝玉眼里,男人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染了男人味的女人,也不是什么好货色,只有未出嫁的女儿最清爽童真。让我们那份童真永远不嫁,也就是在心底始终保留一份童真。愿男人们都成了“怡红公子”,呵护、关爱女性,愿女人们永远“清爽可人”。

    

    

  孰优孰劣话黛钗

    

  傅光明:清朝时有一对儿引为知己的莫逆好友,都是“红迷”。但一个喜欢黛玉贬低宝钗,一个喜欢宝钗贬低黛玉,每次都为钗黛孰优孰劣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要不是有另外的老友及时赶到,双方非得老拳相向。从此两人约定,发誓决不再在一块儿共谈《红楼梦》,太伤和气了。钗黛孰优孰劣,都争200年了,今天咱们再请周思源先生来断断这个公案,“孰优孰劣话黛钗”。

    

  周思源:黛玉和宝钗究竟谁优谁劣,自《红楼梦》诞生以来一直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清代同光年间有两个文人邹弢和许伯谦是朋友,邹弢拥林贬薛,许伯谦尊薛贬林,两人各有一大套理论和根据。有一年春天两人谈起《红楼梦》,“一言不合,遂相龃龉(JU YU,意见不合而争执)几挥老拳,而毓仙排解之,于是两人誓不共谈《红楼》。秋试同舟”,许伯谦对邹弢说:“君何泥(顽固)而不化耶?”邹弢说:“子亦何为窒(不开窍)而不通耶?”两人“一笑而罢。嗣后放谈,终不及此。”一部小说的艺术形象居然能争论到这种程度。何况还不止黛钗二人,古今中外,闻所未闻。这正是《红楼梦》艺术魅力无穷的表现之一,是曹雪芹的伟大之处。

    

  黛玉和宝钗谁优谁劣,我们可以从她们两人的象征之物入手,看看她们各自的价值观、爱情观,为人处世怎么样。

    

  林黛玉的象征是长在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上的绛珠小草,所以也带有某些神性。这是黛玉和宝玉能够形成“木石前盟”的根本原因,也是曹雪芹在小说一开始就设计好了的黛玉和宝钗在价值观、爱情观、性格、命运上文化基因的根本区别。林黛玉性格的率直,她的美丽、多情、才华横溢,对爱情的执着追求,都和这个文化基因有关。

    

  绛珠小草是受了神瑛侍者每日浇灌的甘露才得以久延岁月,修成女体,所以黛玉自称是“草木之人”,《红楼梦曲.终身误》说,“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小草身世决定了林黛玉生命力非常脆弱,所以自幼体弱多病。因为绛珠的生命是神瑛侍者给的,所以黛玉对宝玉极度依赖,唯恐失去他,宝玉是黛玉生命的一切,她的多疑、小性就和这有密切关系。当绛珠仙子得知恩人下凡,决定追随而去,用一生的眼泪偿还他的甘露之恩。所以黛玉爱哭。神瑛侍者不满于天堂生活下凡是具有叛逆性的行为,而绛珠仙子也不愿在天堂为仙,情愿下凡为人,主要是出于报恩。所以林黛玉和贾宝玉在叛逆性上有共同之处,但在程度上要差得多。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神仙下凡者并不少见,绛珠仙子的特别主要不在于下凡,那不过是一引子;也不在于她对情感的渴望和至死不渝的追求,因为这对许多青年男女来说都一样,古代文艺作品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如孟姜女、杜丽娘、白娘子等很多。但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不是古代小说、戏曲中常见的一见钟情,不是一般的对爱情的坚贞,他俩的爱情是志同道合,情趣相投,这是那个时代所没有的或刚萌芽的,至今依旧具有现代性。林黛玉和薛宝钗、史湘云、袭人等女孩不一样,从来不对贾宝玉说那些让他读经中举之类的“混帐话”,只有她才能和贾宝玉分享心中所有的秘密。绛珠小草生命的延续,绛珠仙子生命的获得,以“还泪”报恩的方式,都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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