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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赏玉文化

作者:扬州玉器网 发表时间:2010-08-03 点击:1270 次

  1863年,法国地质矿物学家德莫尔,根据传到欧洲的中国清代乾隆朝玉器,进行物理化学实验,结果表明,玉材有两种,即角闪石和辉石类。角闪石亦称软玉,硬度为莫氏6-6.5度,比重2. 55-2.65,其主要成分是硅酸钙的纤维矿物,属于角闪石的一种。角闪石的色泽较近于油脂的凝脂美,纯者色白,俗称羊脂玉,细腻温润,非常名贵,经济价值极高。又因角闪石含有少量氧化金属离子而呈现青、绿、黑、黄等色或杂色。

  辉石类亦称硬玉,因翠绿者质地最佳,在中国又有翡翠之雅称。硬度为6.75-7度,比重3.2-3.3。辉石类则以硅酸钠和硅酸铝为主,有隐约的水晶状结构,质地坚硬,密度较高,具有玻璃的光泽,清澈晶莹。翠绿色、苹果绿、雪花白、娇嫩的淡紫色,都是辉石类的典型色泽。辉石类18世纪后方被中国玉匠大量采用。因此,中国古代玉器绝大部分为角闪石制品。这是矿物学上的玉。

  中国文化学上的玉,内涵较宽。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即指玉的五个特性。凡具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的美石,都被认为是玉。按此标准,古人心目中的玉,不仅包括真玉(角闪石)还包括蛇纹石、绿松石、孔雀石、玛瑙、水晶、琥珀、红绿宝石等彩石玉。因此,在鉴赏古玉时,我们不能只用现代科学知识来甄别优劣,还必须要有历史眼光。

  中国是世界上主要产玉国,不仅开采历史悠久,而且分布地域极广,蕴量丰富。据《山海经》记载,中国产玉的地点有两百余处。经过数千年的开采利用,有的玉矿已枯竭,但一些著名玉矿至今仍在大量开采,为中国玉雕艺术的向前发展,提供源源不尽的原料。中国最著名的产玉地是新疆和田。和田玉蕴量最富,色泽最艳,品质最优,价格最昂,是中国古代玉器原料的重要来源,历代皇室都爱用和田玉碾器。除和田玉外,甘肃的酒泉玉,陕西的蓝田玉,河南的独山玉和密县玉,辽宁的岫岩玉等,也是中国玉器的常用原料。

  中国有句至理名言,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道出了琢玉的真谛。事实上,巧夺天工的玉器,不是雕刻出来的,而是利用硬度高于玉的金刚砂、石英、柘榴石等“解玉砂”,辅以水来研磨玉石,琢制成所设计的成品。所以,用行话来说,制玉不叫雕玉,而称治玉,或是琢玉、碾玉、碾琢玉。琢玉的技巧是高超的,而治玉工具却是简陋的。直到近代,中国人一直使用传统工具,如线锯、钢和熟铁制成的圆盘、圆轮、钻床、半圆盘和架以木制的车床来制作玉器。在铁器发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大部分工具甚至只是以木竹器、骨器和砂岩配制而成。如此原始的工具,能琢磨出如此精彩的玉器,真是人间奇迹。

  对玉有个初步了解后,余下的问题是如何鉴赏玉器。笔者认为,鉴赏玉器必须记住十个字,山川之精英,人文之精美。山川之精英,讲的是材质美,每件玉器必须弄清它是角闪石还是翠玉,或是绿松石、玛瑙、蛇纹石、水晶等彩石玉,进一步还要探讨它的产地。人文之精美,指的是玉器的造型美和雕琢美,以及影响造型美雕琢美的工艺、社会诸因素。由于历代玉材的不同,琢玉工具和琢玉技巧的不同,加上审美情趣和风俗习惯的不同,玉器的用途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每个时期玉器的造型及主题风格也是各不相同的,千姿百态,竞相争艳。

  中国玉器源远流长,已有七千年的辉煌历史。七千年前南方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美化生活,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辽河流域,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当时琢玉已从制石行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以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出土玉器,最为引人注目。

  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器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等。良渚玉器以体大自居,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尤以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见长,特别是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也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最能反映良渚琢玉水平的是型式多样,数量众多,又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

  与良渚玉器相比,红山文化少见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为特色。典型器有玉龙、玉兽形饰、玉箍形器等。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神似”是红山古玉最大的特色。红山古玉,不以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

  从良渚、红山古玉多出自大中型墓葬分析,新石器时代玉器除祭天祀地,陪葬殓尸等几种用途外,还有辟邪,象征着权力、财富、贵贱等。中国玉器一开始,就带有神秘的色彩。

  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传说逐步变为现实,夏代文化正在不断揭示出来。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

  商代是我国第一个有书写文字的奴隶制国家。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

  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也较粗糙。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商代玉匠开始使用和田玉,并且数量较多。商代出现了仿青铜彝(yi夷)器的碧玉簋(gui鬼)、青玉簋等实用器皿。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神毕肖。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商代已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

  最令人叹服和最为成功的是,商代已开始有了大量的圆雕作品,此外玉匠还运用双线并列的阴刻线条(俗称双勾线),有意识地将一条阳纹呈现在两条阴线中间,使阴阳线同时发挥刚劲有力的作用,而把整个图案变化得曲尽其妙。既消除了完全使用阴线的单调感,又增强了图案花纹线条的立体感。

  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时,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它可与当时地中海流域的希腊、罗马石雕艺术相媲美。

  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化。所以当时佩玉特别发达。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

  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和而又和谐。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玉带钩和玉剑饰(玉具剑),是这时新出现的玉器。

  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故宫珍藏的勾连纹玉灯,是标准的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

  “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郭宝钧《古玉新诠》)是当时礼学与玉器研究的高度理论概括。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七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

  秦代虽有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观的兵马俑,但出土秦玉寥寥可数。秦玉艺术面貌还有赖于地下考古的新发现。 汉代玉器继承战国玉雕的精华,继续有所发展,并奠定了中国玉文化的基本格局。汉代玉器可分为礼玉、葬玉、饰玉、陈设玉四大类,最能体现汉代玉器特色和雕琢工艺水平的,是葬玉和陈设玉。

  为祈求尸体不朽而制造的葬玉,有玉衣、丸窍塞、玉琀和握玉四种。玉衣因死者身份、官衔高低有别,又有金、银、铜缕之分。九窍塞是填塞或遮盖死者的耳、目、口、鼻、肛门和生殖器九个窍孔之用的,目的是防止人体内的“精气”由九窍逸出,以达尸骨不腐。汉代葬玉很多,但工艺水平不高。反映汉代玉器工艺水平的是陈设玉。这些写实主义的陈设玉有玉奔马、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多为圆雕或高浮雕作品,凝聚着汉代浑厚豪放的艺术风格。

  汉皇室装饰玉有衰落的趋势,多见小型的心形玉佩、玉刚卯、玉觹(xi希)等。近年,偏居岭南的汉代南越王国出土大批装饰玉,以龙虎井体玉带钩、镂空龙凤纹玉套环最为精美,堪称稀世珍宝。汉代玉器饰纹除沿用战国的勾连谷纹外,还大量使用饕餮纹和螭虎纹。东汉时,阴线刻纹又复苏盛行,绘画趣味有所加强。河北定远出土玉屏上的阴线刻东王公、西王母,即是一幅白描线画。

  在中国玉器工艺史上,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高度发达的汉唐玉雕间的一个低潮,出土玉器极少,而且都具汉代遗韵,有所创新者,唯有玉杯和玉盏。这与当时风靡一时的佛教美术和陵墓石刻艺术极不相称。究其原委,当时不爱好琢玉,而盛行吃玉。在神仙思想和道教炼丹术的影响下,觅玉、吃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玉亦仙药,但难得耳。”“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早期玉器的美术价值和礼仪观念,这时消失殆尽。 隋代著名的玉器有李静训墓出土的金扣白玉盏,琢磨精细,质地温润,光泽柔和,金玉互为衬托,富丽高雅。

  唐代玉器数量虽不多,但所见玉器件件都是珍品,碾琢工艺极佳。唐代玉匠从绘画、雕塑及西域艺术中汲取艺术营养,琢磨出具有盛唐风格的玉器。八瓣花纹玉杯,兽首形玛瑙杯,既是唐代玉雕艺术的真实写照,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公元960至1234年的274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宋、辽、金的对峙分裂时期。宋代承五代大乱之余,虽不是一个强盛的王朝,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是一个重要时期。宋、辽、金既互相挞伐又互通贸易,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玉器艺术共同繁荣。宋徽宗赵佶的嗜玉成瘾,金石学的兴起,工笔绘画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写实主义和世俗化的倾向,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辽、金玉器的空前发展。宋、辽、金玉器实用装饰玉占重要地位,“礼”性大减,“玩”味大增,玉器更接近现实生活。南宋的玉荷叶杯,北宋的花形镂雕玉佩,女真、契丹的“春水玉”、“秋山玉”,是代表这一时期琢玉水平的佳作。

  元代玉器承延宋、金时期的艺术风格,采取起突手法,其典型器物是渎山大玉海,随形施艺,海神兽畅游于惊涛骇浪之中,颇具元人雄健豪迈之气魄。 明清时期是中国玉器的鼎盛时期,其玉质之美,琢工之精,器形之丰,作品之多,使用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明清皇室都爱玉成风,乾隆皇帝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并试图从理论上为他爱玉如命寻找依据。定陵出土的明代玉囗、清代的菊瓣形玉盘、桐荫仕女图玉雕,都是皇室用玉。其时民间玉肆十分兴隆,苏州专诸巷是明代的琢玉中心,“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

  明清玉器干姿百态,茶酒具盛行,仿古玉器层出不穷。炉、薰、瓶、鼎、簋仿古玉器,器型仿三代青铜彝器,而其纹饰则反映了玉匠的见解,工艺更是典型的明清时作。玉器与社会文化生活关系日臻密切,文人在书斋作画、书写,往往也用玉做洗、注、笔筒、墨床、镇纸、臂搁等文具,或以玉作陈设装饰。玉山子是清代新式玉器,大禹治水图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玉山子。清代兼蓄西域痕都斯但玉器的琢玉成就,琢制了一批胎薄如纸,轻巧隽秀的“番作”玉器。 明清玉器惜鉴绘画、雕刻、工艺的表现手法,汲取传统的阳线、阴线、平凸、隐起、起突、镂空、立体、俏色、烧古等多种琢玉工艺,融合贯通,综合应用,使其作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中国玉器经过七千年的持续发展,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经过历代统治者和鉴赏家的使用赏玩,经过礼学家的诠释美化,最后成为一种具有超自然力的物品,无所不能,无处不用玉,玉成了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在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自新石器时代绵延七千年经久不衰者,是玉器;与人们生活关系最密切者,也是玉器。玉已深深地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之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其他工艺美术品不能替代的作用,并打上了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价值的烙印,蒙上了一层使人难以揭开的神秘面纱。

  软玉,英文写作Nephrite,它源于希腊语,有“肾脏”之意。古代欧洲人和美洲人与中国人一样,都迷信玉,认为佩戴玉石可以辟邪,可以治愈肾病。然而,在用玉历史、碾琢技艺和用途方面,无论是日本古玉,新西兰毛利族玉器,印第安人玉器,还是阿拉伯玉器,西伯利亚古玉,欧洲古玉,都无法与中国玉器相提并论,它们或是昙花一现,或源流无绪,或玉质粗劣,或碾琢草率,或种类单调,或用途狭隘。中国玉器在世界琢玉工艺史上占有绝对优势,中国既是产玉大国,又是琢玉大国。中国玉器在世界文化宝库中独树一帜,闪耀着迷人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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